为何武大校长回应后处分不撤？涉事女生保研引争议

一纸法院判决，宣告男生肖某某“不构成性骚扰”，然而，武汉大学对他的“记过处分”却依然高悬于其官方网站，点击量已逾12万次。这种令人瞠目结舌的反差，不仅让公众哗然，更将中国高校治理中根深蒂固的深层矛盾——司法权威与行政惯性的对撞——赤裸裸地推向台前，拷问着大学作为社会良心与学术殿堂的公信力底线。

这出荒诞剧的序幕，早在2023年10月便已拉开。当时，武汉大学女生杨某某在图书馆自习时，声称遭遇同校男生肖某某的“不雅行为”，随即拍摄视频取证，并迅速在网络平台发帖，将事件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令人费解的是，尽管校方辅导员最初对“性骚扰”的定性尚存疑虑，但仅仅三天之后，在汹涌的舆情压力下，武汉大学便以“不雅行为”为由，火速对肖某某作出了记过处分。此举如同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肖某某的个人信息遭到泄露，他本人遭受了毁灭性的网络暴力，甚至因此罹患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其年迈的祖父也因不堪重负而离世。

然而，剧情在2024年2月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肖某某的母亲公开发声，晒出儿子长达五年的湿疹病史、与医护人员咨询湿疹治疗的微信聊天记录公证书，以及事发当天的购药记录等确凿证据，力证肖某某的行为实为抓痒，并非性骚扰。至此，网络舆论开始分化，一部分网友转向质疑杨某某的“诬告”。最终，在2025年7月25日，武汉市经开区法院对杨某某提起的民事诉讼作出一审判决，明确指出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肖某某针对特定对象实施了性骚扰”，从而驳回了杨某某的全部诉讼请求。讽刺的是，杨某某在败诉后，非但没有表现出丝毫歉意，反而高调在网络上炫耀自己“已美美保研”“将赴香港浸会大学读博”，并扬言将继续举报以阻止肖某某升学，此番言论彻底激化了公众情绪，引发了对其学术诚信的广泛质疑，并对武汉大学及其保研院校香港浸会大学提出了投诉。

武汉大学在此事件中，从最初的迅速处分到法院判决后的迟迟不撤销，其决策逻辑的深层原因，绝非仅仅是维护学校声誉的惯性，更是一种对舆论压力的病态过度反应。肖某某母亲曾披露，校方负责人坦言，当初的处分是为了“舆情降温的应急处理”。这清晰地表明，学校在缺乏充分事实依据的情况下，为了快速平息网络争议，不惜牺牲个体学生的权益，将其推向深渊。这种“息事宁人”或“危机公关”的思维模式，使得学校的判断和决策更多地受制于外部舆论的裹挟，而非内部严谨的调查程序和法律的公正裁决。此外，撤销一份已生效的处分，在行政体系中往往被视为承认自身错误，从而损害其“权威”和“面子”。这种行政惯性与对承认错误的规避，正是导致司法判决已然明确，而处分却迟迟不撤销的深层症结。正如知名教育学者熊丙奇所言，大学处分学生必须严格依法依规，有错必纠方能体现大学担当。

这种决策模式对武汉大学乃至整个中国高校系统的公信力造成了严重且长期的负面影响。它首先严重侵蚀了学生对学校的信任。当学生亲眼目睹学校在证据不足时，为了应对舆论而对无辜者施加严厉处分，并在司法判决明确事实后仍不及时纠正，他们会本能地怀疑学校是否真正关心学生的福祉和权益，是否能秉持公正原则处理校园事务。这种信任的缺失，可能导致学生在未来遇到问题时，不再倾向于向学校寻求帮助或申诉，反而可能转向外部力量，如媒体或司法途径，这无疑将削弱学校作为教育管理者的权威性，使其在校园内部的治理能力大打折扣。其次，这种决策模式也深刻影响了社会对高校处理公共事件能力的认知。公众会普遍质疑高校在面对复杂事件时，是否具备独立调查、理性判断和依法依规处理的能力。当高校的行政决定与司法判决出现显著冲突时，社会将普遍认为高校的治理体系存在缺陷，其决策过程可能受到非专业因素的干扰，例如舆情绑架或内部利益考量。这种认知上的偏差，将严重损害高校作为社会良知和学术殿堂的形象，使其在公共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大打折扣。

大学之大，不在于其巍峨的校门，而在于其独立之精神与追求真理之勇气。武汉大学的“奇葩操作”警示我们，高校治理绝不应被舆论裹挟，更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司法判决既已给出明确答案，学校就必须立即行动，撤销对肖某某的处分，并公开说明当初处理过程是否真正做到了依法依规，而非仅仅为了平息舆论。同时，对于杨某某的诬告行为以及其毕业论文涉嫌学术不端的指控，学校也应启动严肃的调查，给受害者一个公道，给社会一个交代。唯有如此，方能弥合信任裂缝，重建高校公信力，让法治精神在校园内生根发芽，而非止步于一纸判决。毕竟，一所大学的真正伟大，在于其纠错的勇气，而非永不犯错的虚假幻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