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说蒋介石是“合格”的运输大队长？淞沪战场上的后勤视角

谈及蒋介石的别称，数量颇为可观。在革命战争的岁月里，民众愤恨地称他为“蒋光头”、“蒋该死”。而我军将士则亲切地戏称他为“运输大队长”。

那些外国人士津津乐道的“中国重要历史人物”，为何在我们中国人这里却鲜为人知，甚至在史书中也找不到任何相关记载。

自此事件过后，蒋介石又增添了几项新昵称，诸如“凯申”、“常凯申”以及“凯申物流董事长”。我想他大概也不会太过介意，毕竟正如俗语所说，虱子虽多不痒，债务虽重不忧。

然而，在探寻中国现代史的发展脉络中，蒋介石这位无法绕开的历史人物，既有人对他评价不高，也有人赞誉有加。

蒋介石毅然决然地发动了“八一三淞沪抗战”，此举成功地将日本侵略军的主攻方向，从易守难攻的华北平原硬生生扭转，迫使敌人转向不利于机械化部队行动的长江中下游水网稻田地带。此举不仅打乱了日军的既定战略部署，更被誉为蒋介石抗战战略中的“神来之笔”。它不仅挽救了即将陷入狂澜的“中国速亡”之危局，而且在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中，蒋介石始终坚持不屈，未曾投降，其“雄才伟略”当之无愧地配得上“雄奇”这一称号。

此高论一经提出，西西河论坛立刻陷入激烈的讨论之中，众多网友纷纷著文反驳。自此，“蒋雄奇”这一称呼成为了蒋介石的新别称，并迅速从原本小众的西西河海外论坛扩散至国内众多论坛。

本号曾转双石评萨苏文。数落几句萨苏——萨大嘴牛戈亦转发了该文，继而又撰文，就萨苏的生平事迹及个性特质，分享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那些对中国现代史有所关注，并拥有数年网络生活经验的人们，都深知萨苏在历史议题上屡次遭遇重大反转，每一次的回转都愈发激烈，然而他却始终选择沉默、不承认错误、也不进行道歉，继而编织出带有个人偏见的故事，散播毒素。

诚然，就称赞蒋介石“雄奇”一事而言，萨苏实则仅仅是随波逐流，不过是拾取他人的见解，未有自己的独到见解。

何人独得牙慧，竟是那位隐居东南岛屿，自封为“美军装甲兵之祖”的神秘人物？在上世纪70年代，他主编的《抗日御侮》一书中，便秉持此说，且对其赞誉有加。这引发了新世纪众多狂热的果粉们的热烈追捧，奉为至理名言。萨苏不过是这些盲目追随者中的一员，噪噪不休。

从逻辑上，此论断----通过发动“八一三淞沪抗战”，成功将日军的战略重心自华北平原转移至长江中下游的水网稻田地区。若欲成功设立，则须同时满足以下几项关键条件，其中任何一项的缺失均不可忽视。

首先，侵华日军从未有过沿长江逆流而上，从华东方向进击我国内地的心思或计划。

其次，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特别是国民政府寄予厚望的淞沪一带，地形特征对日军的战斗力施展构成了不利，却为中国军队的作战提供了有利条件。

第三，国民政府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作战准备上，无疑是做到了详尽周全，且展现了长远的战略规划。

日本对华的侵略野心，源远流长，始终如一。自唐朝在白江口之战中遭受重创，意识到自身实力的不足后，日本便沉寂了数百年。明末，丰臣秀吉虽名义上实现了日本的统一，却因自负兵力雄厚而发动了对朝鲜的侵略战争，与明军于朝鲜半岛展开了长达数年的激战。最终，其侵略野心被中朝联军的合力挫败。此后，日本再次被迫进入长达200余年的平静期。

1868年，日本迈入明治维新时期，国力稳步提升，沉寂许久的对华侵略欲望亦逐渐苏醒。

1887年二月，日军参谋本部编制的《清国征讨方略》中，明确提出，在未来的对华全面战争中，海军需协助陆军主力沿扬子江逆流而上，夺取被誉为“九州通衢”的华中水陆交通要地，并以此作为“持久战”的战略核心。需注意的是，长江的中下游亦被称为扬子江，因此，在日军的文献资料中，一贯以扬子江来指代我们通常所说的长江。

日本军队制定如此侵华计划的深层原因之一，在于现代战争中物资消耗的巨大。在诸多条件大致持平的背景下，决定战争走向的关键往往在于后勤补给的能力。借助长江这条“黄金水道”进行水路运输，无疑是后勤保障中最经济高效的方式。

或许有人会提出，当时1868年，京汉铁路尚处于蓝图之中。待至这条铁路全线贯通，日军便将减少对长江运输通道的依赖。

京汉铁路，自1897年动工，至1906年全线贯通，其战略价值毋庸置疑。然而，即便在1918年日军修订的侵华作战方案中，华东地区依然被列为四个作战方向之一。其详尽的作战设想依旧是以强大主力部队沿江而上，逐步推进，旨在逐步攻占武汉。

“华北军应沿京汉铁路向南推进，与沿扬子江向西进发的华东军相互支援，最终在武汉实现会师。”

1925年，日军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畑俊六大佐，同时兼任军令部参谋，率领陆军与海军的众多负责作战、情报、后勤等领域的参谋人员，乘坐日本军舰沿长江缓缓逆流而上，行程一个月，最终抵达武汉。

为何这艘军舰航行如此缓慢？原来，船上的日军参谋们沿途对沿岸各个重要地点进行了周密的侦查，这本质上是一场公然进行的“参谋巡视”。

显而易见，溯长江而上，不仅曾是日军的战略构想，他们亦早已着手进行了一系列坚实的长期筹备工作。

十三载“参谋旅行”落幕之际，畑俊六将军已荣升中将，随后被委以重任，担任侵华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官。他依照战前既定的计划，沿着昔日亲自侦查的路径，沿长江逆流而上，成功攻陷了武汉。此非偶然之举，实乃早有预谋。

1926年，日本军方制定的侵华作战策略中，明文规定需在上海地区组建一支由三个师团构成的军队，而针对武汉的攻势，则是以对上海的进攻为起始。

1935年，日军对侵华作战计划进行了修订，其中明确指出，以三个师团为核心组成的日本陆军第9军，需在日本海军的支援下，于长江下游地区实施登陆作战，目标为占领上海及其周边地带。随后，根据战局发展，华北方面军应沿京汉线向南推进，与第9军形成呼应，并沿长江对汉口发起攻势。同时，日本海军不仅需支援上海，还应派出舰艇至南京、汉口、长沙、重庆等地。对于这一战区的军事行动，必须给予特别重视。

此时，距离全面抗战的爆发仅剩两年光景。该作战计划更明确指出，华北方面军沿京汉路南下的行动仅被视为“策应”，并且只有在“视情况”之下才会发起南下攻势。这一表述充分表明，沿长江逆流而上西进，才是侵华日军早已确立的核心进攻方向。

至于“7.7”事变后日军为何第一时间增兵华北，而不是首先兵锋直指华东，但凡翻阅过日方史料的人都清楚，当时日本政界、军界对下一步侵华行动方略尚未达成一致意见。日本军界内部对如何解决“中国事变”亦有不同看法。但是，这仅仅是具体侵略策略的分岐，而鲸吞中华则是日本朝野各界多年来达成的共识。

事实上，随着国民政府在“8.13”淞沪抗战中率先扣动战火的第一环，日军便迅速投入了增援。若非事先做好了长期充分的准备，实难达到如此迅速的动员效率。

总体而言，蒋介石所谓的“战略上的神来之笔”所依赖的前提条件根本无从谈起。不论他是否率先挑起淞沪之战，日军在上海周边登陆并沿江西进，攻占武汉，均属于其既定战略。即便蒋介石所依赖的德械师并未表现得如同废物，能够在日本援军抵达上海之前消灭数千日本海军陆战队，但在三面环水、对日本海空力量极为有利的战场环境中，面对日军庞大兵力的正面突击，这一切努力亦将徒劳无功。

接着，让我们深入探讨第二个问题：在长江中下游区域，特别是三面环水的淞沪一带，交战究竟对侵华日军更为有利，还是对中国军队更为有利。

二战期间的日本军队，其机械化水平在列强中实属较低，本质上仅堪称为近代化军队，与现代军队差距甚远。所谓的重装备，在遭遇更为脆弱的对手时方显得“重”。如此一支以骡马为运输工具的军队，对地形的敏感性未必如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高。

侵华日军因其实行非正义战争，加之当时的中国为农业大国，其军需物资均需从日本本土源源不断运来。为了在华北地区扩大战事，日军所需的物资不得不在天津或青岛进行卸载，随后借助平汉、津浦、胶济、陇海等主要铁路干线进行运输。物资抵达日军控制的铁路终点站后，再由少量的汽车和大量的马车将这些物资运送至前线。

审视抗战的战史，我们不难察觉日军的大规模战略进攻几乎无一例外地沿着铁路主干线推进。然而，一旦脱离铁路终点线约300公里的距离，日军的补给能力便显得力不从心，其攻势亦随之迅速衰竭。

鉴于侵华日军对铁路与公路的强烈依赖，加之其战线拉得过长，因此在其后勤补给线周边部署的防御力量必然不足。这一情况为中国军队提供了绝佳的机会，得以通过袭扰日军的补给线，减缓其攻势，并逐渐削弱其国力。

实际上，潜入敌方后方的八路军与新四军正是如此行事，并已取得显著的成功。

审视长江中下游地区，尤其是淞沪三角地带，其水域环绕，地域狭促，我国庞大军队难以展开部署。相较之下，日军得以充分发挥海上优势，凭借舰炮火力，从三个不同方向对中方密集的战斗队列发起猛烈轰击。

尤为关键的是，中日两国海军在规模与实力上的差距，相较于陆军而言更为显著。若上海战事陷入败局，日军的补给舰队便能顺着长江这条宝贵的航道逆流而上，直至武汉，从而为侵华日军提供强有力的支援，沿长江两岸向华中腹地发起攻势，有效弥补了长江北岸因缺乏沿江铁路干线而导致的运输短板。

必须强调的是，在公路、铁路及水运这三大运输模式中，铁路运输的脆弱性尤为显著。在漫长的铁道线路上，任何桥梁、涵洞或轨道的袭击，都将导致运输的严重阻塞。由于火车仅能沿着两条钢轨前行，它无法像汽车那样灵活地绕道而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在封锁和破坏长江这条黄金水道方面，显得手段不足。

淞沪会战失利之际，我国海军在江阴实施集体自沉，此种“杀鸡取卵”式的决断，实则未能发挥任何效用。

这座炮台，作为一项滞后于时代潮流的江面封锁措施，在日军陆海联军的合力攻势下，显得不堪一击。

以伪装渔船布设水雷，在此类近乎静止的洞庭湖水域中，至多只能对日军造成微不足道的骚扰。然而，面对长江那宽阔而湍急的水域，此举根本无法掀起任何波澜。

因此，那种声称将日军的主攻方向从华北转移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就能限制日军装备优势发挥的说法，不仅荒谬至极，而且完全无视事实。长三角地区，尤其是淞沪，曾是全国最富裕的地带，也是国民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该地区过早陷落，对我国的抗战事业无疑是弊大于利。

紧接着，我们探讨第三点：国民政府确实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投入了充分的作战准备，并展现出长远规划的战略意图。

自1932年“一二八”战役落幕以来，国民政府深刻认识到，若中日战争在上海重燃战火，日军必将凭借其强大的海空力量支援，派遣精锐部队沿京沪铁路一路北上，并溯长江而上，直指南京。

在战前，由蒋百里主导制定的战役计划，与后来的淞沪会战截然不同。它并非将主力兵力集中在狭窄的正面战场与敌军进行消耗战，而是巧妙地在苏州、无锡、常州一带构建了四道防线。部队依托这些坚固的防御工事，逐步抵抗并消耗日军力量。在此过程中，我军采取边战边退的策略，最终在南京城下与已经疲惫不堪的日军展开了一场决定性的决战。

1935年，国民党中央军依照该战役预案，于指定战场进行了模拟实战的演习。演习中，双方分别以“东军”与“西军”作为代号，由张治中与谷正伦分别担任两军的总指挥。

然而，自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以来，尽管蒋介石派遣军队支援华北，并在7月底于庐山发表演说，号召全民齐心协力抵抗侵略，但实际上，他并未对抗战的胜利抱有坚定的信心，亦缺乏坚持持久战的思想与物资储备。他更未充分信任我国民众的力量，只是将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于国际调停。

蒋介石抢在日军进攻之前，率先在淞沪一带点燃战火，其真正意图并非是为了改变日军的进攻方向，而是意图借助中日两军在沪的激烈交锋，迫使那些担忧自身利益受损的列强介入，以期通过他们的“调停”来缓解中日之间的冲突。

逃至台湾后，残余的国民党势力竭力宣称此举是扭转日军进攻路线的“高明策略”，实则不过是事后为蒋介石粉饰太平的辩解之词。

事实上，诸如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等久经沙场、统率千军万马的将领，在淞沪战役爆发前后，于不同场合均曾明确指出：由于我国海岸线被长江和海洋所环绕，这无疑为日军的海空力量提供了施展机动性和火力优势的便利，却对我国以陆军和步兵为主体的军队构成了不利条件。在此背景下，我国军队应采取避其锐气、逐步后撤的策略，扩大防御纵深，并依托苏州、无锡、常州等地的国防防线以及有利阵地，以消耗日军的有生力量。

然而，蒋介石意图借助列强的介入“调停”，却对这些建设性的意见与建议置若罔闻，不顾一切地将中央军、桂军、粤军、湘军、川军以及东北军的精锐部队，一股脑地送入日军陆海空全方位火力网的陷阱。那些可敬的师团，在如此笨拙而低效的指挥下，宛如飞蛾扑向烈火，纷纷陷入“血与火的炼狱”，损失惨重。倘若指挥得当，这些中国军队原本能够对侵华日军造成更大的打击，同时自身损失也将大幅减少。

蒋介石因一味寄望于列强的“调停”，遂陷入盲目与日军正面冲突的泥沼，未曾料及日军竟会在金山卫发动登陆。

面对败局已定之境，即便列强依旧维持所谓的“中立”，蒋介石仍坚持在全线溃退之际，命令在四行仓库保留部分守军，展开一场军事上并无实际意义的战斗。这场战斗，实则是一场为租界中的洋人们所准备的，旨在展示的虚张声势的战役。

鉴于蒋介石在战略指导思想上的缺乏持久抗日的意图，淞沪会战的初衷亦非旨在扭转日军的进攻路线，因此，在迫不得已全面撤退之际，竟然缺乏一个合理的撤退计划。全面撤退随即演变成一场总崩溃，先前在苏州、无锡、常州等地投入巨资构筑的国防防线，最终未能发挥任何作用。

在这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的惨烈景象中，每一位牺牲者的事迹无不令人感慨万分，他们的英勇壮举理应被后世永远传颂。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其中许多牺牲本是可以避免的。换言之，那些忠诚勇敢的将士们所流下的鲜血，原本有望换取更为丰硕的战果。他们的牺牲和奉献，不仅不应成为蒋介石抗日“功勋”的夸耀，反而恰恰成为其战略失误和战役指挥低能、愚蠢的铁证。

直言不讳地讲，蒋介石在淞沪会战中的表现，确实已经达到了足以使其面临军事法庭审判的程度。

这什么“雄奇”？我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