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昌战役告捷：蒋介石设“大陆游击根据地”未果，解放军迅速合围收网歼敌

暮春的凉山腹地，枪声并不拖沓。短促的几小时里，敌军被压缩在甘相营一隅，四散无门。友邻四十四师先占西昌，一八四师自北而下会同追击，彝族群众也在山口持械阻击。战果清晰：被击毙者中有五兵团司令、六十七军军长胡长清与游击司令罗子渊等四百余人；被俘者自长官公署副参谋长沈策、联防司令羊仁安、靖边司令邓德亮以下上千人，逃向昭觉的第二十七军残部也被迫举手投降。西昌之战就此落下帷幕，呈现的是山河之险、人心之向与士气之差彼此交错后的必然收束。

地势与人心的第一考题

西昌所在四川西南，南临金沙江，北挟大渡河，东侧大小凉山与鲁南山起伏，紧连云南，西面则为雅砻江环绕，天然屏障密布。蒋介石早将此地纳入退守设想，亲自到西昌勘察部署。成都战役一败之后，胡宗南与贺国光率第一军、第三军、第二十七军、第六十七军、第一二四军残部等一万多人，结交地方封建势力，蓄积武器弹药与粮食，扶植各路地方武装，打算凭借险地与人力，构筑一个以西昌为中心的“大陆游击根据地”做最后挣扎。地形的险，要靠水火；人心的向，要靠纪律与政策。两者交织，决定战争是否可以“兵贵神速”。

从修水到出兵：三路齐行的安排

一九五〇年初，一八四师正在川西抢修都江堰并清剿土匪，战事未歇，新令又至。西南军区下达命令：由一八四师协同友邻四十四师解放西昌。一八四师从北往南推进，四十四师自南往北收拢，形成合围之势，力求全歼敌军。师部对路线做了细致分工：中路由师长林彬指挥，经乐山、蓑衣岭、富林过大渡河，再经越西，翻越小相岭直抵西昌；右路经雅安，过大渡河铁桥，辗转石棉、冕宁；左路则由峨边进，经大凉山至越西之大田坝，抢先切断敌第一二四军的退路，并协助主力渡河。三月十二日，部队自成都分左、中、右三路出发。彼时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已告解放，解放军士气盛，敌军则溃不成军，激烈硬仗并不多见，真正的难点只剩下两道：如何越过大渡河，如何通过民区。

急流与机枪：河面上的攻守

水是第一道门槛。三月十八日，中路部队在大渡河北侧接触到敌三三五师，敌人不战自散。随后部队以一日百余里的速度掠过蓑衣岭——高海拔带来的稀薄空气和终年积雪并未阻止追击。二十二日深夜，先头队终于抵达大渡河北岸。黑暗中看见对岸最后一只渡船刚离岸，机枪火线划过水面，一部分敌人被射入水中，剩下的纷纷跳水逃命，未能跳水者被湍急水流卷向下游。

大渡河宽三百余米，深而急，又连日阴雨涨水。敌人在撤退前烧毁一带船只，驱散当地百姓，并在对岸布下一连兵力，重机枪封锁河面。一八四师召开临时会议，兵分数队至上游与下游寻觅渡河工，同时组织强渡准备，炮兵营快速展开，占领阵地，以炮火压制对岸火力网。首次强渡时，旧门板、小筏子在汹涌水流与交错弹雨之间显得脆弱，动作未成，一些战士在湍流与火力中牺牲。战局未能因此停摆，失败后随即筹划再次强渡。

第二次强渡的关键在于人心的桥

转机来自上游。五五二团找来了一条渡船，还带回一位当地老乡，这位老乡闻讯主动相助，愿意驾船护送。渡河开始后，我方轻重武器齐开，将对岸火力压住，渡船若离弦之矢直指对岸。距岸四五十米处，敌机枪火势再起，战士们为缩小暴露面，纷纷跳入河中，逆流奋泳上岸，夺占滩头阵地。对岸敌军见我军已登岸，无心再战，匆忙逃窜，大渡河的障碍被突破。强渡的成功并非单靠钢铁与胆气，还借人心与策略：炮火压制、组织严密、地方百姓的帮助，在这条古来多次被写入军事记忆的河流上，再次成为关键。

通过民区的抉择：纪律与语言的威力

越过大渡河，是第二道门槛的起点。部队进入彝族区，走的是当年红军长征的旧路。彝族群众长期遭受国民党军队压迫，对其恨之入骨，反抗不断。但出于陌生与警惕，他们也可能把新来军队与旧时掠夺者混同。作战指挥要在“兵贵神速”与“民心至上”之间权衡：既要追击，以完成对西昌的包围；又要做群众工作，为此地今后的建设打底。

部队选择了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与群众纪律的路径，先召开各级干部会议学习相关文件，再对全体官兵进行民族政策教育。方法以朴素见长：通过“通事”与彝民交流，说明解放军即是当年路过此地的红军，是毛主席、朱总司令、刘伯承参谋长麾下的部队；强调汉族与彝族是一家，兄弟相待。行军途中露营野外，不住民房；缺粮少菜时宁可挖野菜或挨饿，也不动民间一粒粮一棵菜。每名战士随身带针线与食盐，遇到群众便主动相赠。这些细节构成纪律的具象，让政策变成握手的温度。

开始的几天并不顺利。许多群众见到部队便远逃，有人抢走掉队战士的枪支与物品，甚至剥掉衣服、掠人，个别地方还开枪示警。部队压下情绪，以忍耐对待。渐渐地，彝民观察到解放军只打国民党军队，不扰民居，于是先在远处山头观望，随后靠近道路两侧，最终主动通报感到迷路的战士行军方向。被抢的枪与物品、被掠的人也陆续送回。一位上了年纪的彝族老人回忆起“十几年前刘伯承将军与小叶丹杀鸡饮酒结为兄弟”的往事，说当年红军尊重与爱护彝民，赠粮送物，印象至今不褪。历史的记忆在这一刻成为现实的信任，政策与纪律在民族地区的价值由此显形。

三路推进的互相咬合

中路在蓑衣岭大雪与薄氧中加速推进，右路过大渡河铁桥，取道雅安—石棉—冕宁，线路虽折，节奏不散。左路从峨边翻过大凉山，抵越西大田坝，抢在敌一二四军之前切断其退线，并为主力渡河开路。三路各担其责，互为掩护，合围的线条在地图上不断向西昌收紧。作战设计看似平常，却在高山大河之间依靠纪律与速度，消弭了敌方依赖地形的幻想。

敌人的设想为何溃败

胡宗南与贺国光合流多支残部，以一万多人图谋游击根据地，算盘打在“山险兵多粮足”的三角上。但成都战役之后的整体态势使其底盘松动，全国绝大多数地区解放，正规战线崩坏，士气低落。西昌虽有“南江北河西雅砻”的形胜，仍难抵军心不稳与民心疏离。敌军在大渡河一带烧船驱民、设连封锁，以为能以火力拒止，却忽略了渡河行动的本质是系统工程：炮兵压制、工兵组织、地方协力与突击队的决断缺一不可。一八四师在强渡失败后迅速调整，五五二团在上游找到渡船与热心老乡，成为致胜的“软桥”，足见战场上“人心”的含金量。

会师后的快速收网

进入彝族区后，群众的支持转为行动，山口阻击敌军，情报与向导相继到位。一八四师与四十四师在西昌地区会合，敌军向东遁走，联军旋即展开追歼。战斗在甘相营一带成形，气势如扇面合拢，几小时内收网完毕。战后统计不仅呈现清楚的击毙与俘获名单，也使昭觉方向的第二十七军残部丧失侥幸心理，选择投降。

制度小识与战法的映照

战争中的“军区—师—团”组织框架，决定了命令下达与行动分工的效率。西南军区的统一指挥，一八四师与四十四师的南北对进，是典型的合围式机动。强渡行动中炮兵的火力组织、侦察与渡船的筹措，凸显了合成作战要素的协同。至于在民族地区的行动，纪律是第一语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传统在针线与食盐这一类微物中折射出温度，而“通事”作为文化与语言的桥梁，使政策落地。古语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在西昌一役，死生之地不仅在河与岭，也在民心之间。

从都江堰到西昌的连续性

一八四师在一九五〇年初仍承担抢修都江堰、清剿土匪的任务，说明战争并非纯粹的枪炮学，更与地方治理相缠。修水利与清匪患是秩序重建的一体两面，待命之际受命西进，显示出部队在军事与社会事务之间的切换能力。也正因为这种能力，部队在深入彝族区时能够把追击与做群众工作并列为目标，防止“赢了战斗、输了人心”的后患。

的回声

西昌战役的胜利是一次地理与政治的双重破解。地理方面，大渡河的阻隔在炮火与组织面前被拆解；政治方面，彝族群众的态度由避让与试探转为信任与协力，历史记忆与现实政策在此对接。敌人试图凭借险阻与粮械构筑游击根据地，却因士气涣散与民心不附而溃败。回望此役，人物与地名并非纯粹的坐标：乐山、雅安、石棉、冕宁、峨边、越西、大田坝、蓑衣岭、小相岭、大渡河铁桥、甘相营——每一处都承载着当时的选择与行动。

在这场由一八四师与四十四师共同完成的解放行动中，时任师长林彬所指挥的中路以“越岭、渡河、入民区”为轴线，紧扣“合围与歼灭”的目标，最后在甘相营收束战场。敌军的名单与数字固然重要，然而更值得记住的是河面上弹雨与激流中的身影，是野外露营与赠针送盐的微小举动，是老人关于“小叶丹杀鸡饮酒”的旧事重现眼前。战争的速度，往往由这些看似边角的因素决定。在西昌，这些因素共同把胜利推向了最短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