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三立的至暗时刻：被打成右派的20年

前言：

自1929年15岁那年首次踏上舞台，直至2001年年底悄然谢幕，马三立献艺相声舞台，历时七十余载。

在此期间，最初的二十载岁月，艺人奔波于市井之间，以“摞地”之姿表演，历尽江湖的险峻与艰辛，乃至遭受屈辱之苦。

新中国成立之初，度过了十年的自由时光，正当风华正茂之际，却不幸被打成右派，自此人生步入坎坷，蹉跎岁月长达二十年之久。

年末复出，年近古稀。

马老是典型的老艺人。

他所追求的，便是登台献艺，展现我的“奇思妙想”。我的作品必须精妙绝伦，令观众捧腹大笑。果不其然，台下的观众欢呼雀跃，他的内心也因此洋溢着满满的喜悦。

在这连绵不断的社会风潮和生态环境巨变造成的生存挑战之中，马三立为了坚守对事业的炽热追求，只得勉力承受种种逆境。

他直言：“在我看来，并非命途多舛，而是身为旧社会的一名艺人，注定了我们将在生活上饱受艰辛。”

01 一生总结

1993年夏日，素以谨言慎行著称的马三立，罕见地对自己的生涯进行了回顾与总结：

我是个苦命人，是生活上的可怜虫。

此事起因于一家报社的邀请，希望马三立能够撰写一篇关于童年记忆的文章。

岁月流转，那份报纸已不知所踪，唯有在天津市档案馆，笔者寻得三页残存的底稿。

马三立开篇写道：

“我挣扎了十余日，提笔不下，不愿触碰，更是心生畏惧……这无疑是一颗再度触动心弦的催泪弹。”

尽管心中百般不愿，鲜少回绝他人请求的马三立最终还是遵命而行，且出乎意料地，他借此良机坦率地倾诉了自己一生中的风霜雨雪。

我的一生，遭遇逆境的次数远超顺境。我对宿命论持有怀疑态度，同样，我也不认同自己命运多舛的说法。

非命途多舛，乃是旧社会中的艺人，其生存境遇便注定沦为生活的苦命之人。

面对这位年逾七旬的长者，如此自评不禁令人感到心酸，亦颇感意外。

毕竟，在众人心中，1993年的马三立，早已超越了普通老者的范畴，他被誉为相声泰斗、喜剧宗师，甚至在社会名流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然而，据老人身旁的子女所述，对于外界所赋予的这些荣誉与赞誉，老人始终保持着一种拒绝接受的态度。

实际上，步入晚年的马三立，除了一展相声风采，在诸多场合，他亦是一位活跃的社会活动家。

投身于各式各样的慰问演出，为孩子们讲述故事，走进敬老院表演相声，资助子女创办养老院，与老人们并肩参与社区治安巡逻，协助交通警察维护交通秩序，如此种种。

不难设想，每当那位身材修长、面容慈祥的老人现身，总会引发一片围观人群的簇拥和如潮的掌声。

至少在表象之上，老人的晚年生活显得热闹非凡，亦或尚存几分光鲜。

但是，不论是直接继承了马三立衣钵的长子马志明，还是赡养老人多年的幼子马志良，在接受笔者采访时都透露了一个颇为耐人寻味的细节：

在更多的时间里，尤其是在那些热闹非凡的活动落幕之后，老人们更倾向于独自一人，蜷缩于自己的房中，点燃一支香烟，静坐半日，沉默不语。

独处于房中，他沉思着，心绪飘向何方？

提及父亲，深谙老人心事的马志明感慨万分，称其“乃非凡之人，由特殊材料铸就”。如此方能解释他何以承受如此多的挫折，并在晚年再度崛起，焕发新的生机。

自1929年，年仅15岁的马三立初次踏上舞台，直至2001年年底卸下演员的行囊，他在这70余年的岁月里，演绎了无数相声佳话。

在这最初的二十年间，艺人以街头卖艺为生，历经江湖的险峻、艰辛，甚至饱受屈辱之苦。

在建国后的自由时光里度过了十年，正当他正值壮年之际，却不幸被打上右派的标签，从此岁月蹉跎，度过了漫长的二十载。直至七十年代末，他方才得以复出，那时他已经步入古稀之年。

02 苦难童年

马三立的一生坎坷，自童年始。

1914年，他降临于北京，一个孕育着传统艺人的世家。

为了生计所迫，他的祖父马诚方投身于“拾样杂耍”中的评书行业；在老北京的繁华市井、书场与茶园中，以讲述《水浒》为生，借此结识了相声界的资深前辈，如旗人春长隆、恩培等。

继而，马三立的父亲马德禄在年方九岁之际，再度拜春长隆为师，潜心学习相声艺术。

学成出师后，便师从恩培深造技艺，年仅12岁便在北京的天桥、鼓楼周边地区开始表演，艺名“小恩子”声名鹊起。

恩培所收弟子均以“德”字冠名，其中马德禄一脉的八位同门，在清末民初之际，名噪京津，成为相声界声名显赫的“相声八德”。

马德禄性情敦厚，技艺高超，手艺扎实，因而深受恩师培公的青睐。不久之后，他与师父的千金萃卿喜结连理。

萃卿同样是行内人士，擅唱京韵大鼓。遗憾的是，她体质孱弱，多病缠身。1917年，全家迁往天津不久，她便不幸因病离世。

为救治妻子并安顿其身后事，马德禄毅然决然地变卖了家中所有财产，与十岁的大儿子马桂元一同迁往相声园子后台居住。同时，他将年仅三岁半的马三立托付给弟弟抚养。

马三立自幼便随婶婶居住，直至六岁那年，父亲续弦丁氏，随即又将马三立接回了自己的身边。

丁氏习性懒散，喜好逸乐，与丈夫及已长大成人的马桂元之间，矛盾频生。

马三立在晚年回忆道，重返父亲身旁后，他遂沦为继母丁氏的仆役。

丁氏对他动辄挥拳相向，口出不逊，以至于马三立自入学之后，中午放学时宁愿忍受饥饿，也绝不愿返回家中。

马德禄昔日与“万人迷”同台于燕乐戏院演绎相声，所得尚算丰厚；然而，1929年，“万人迷”不幸离世，马德禄无奈转至天津南市“三不管”区域露天表演，收入大幅下降，家中经济状况已不足以支持马三立继续学业。

在哥哥马桂元同样遭遇学业挫折的劝说下，马三立带着不舍之情，告别了天津汇文中学，转而投奔被誉为“相声八德”之一的周德山（别号周蛤蟆）门下。

自此，我正式踏入了“穷作艺”的行列，投身于这个以“开口饭”为生计的行业。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间的旧中国，相声、评书、坠子等所谓的“拾样杂耍”艺人，其社会地位被归类为“下九流”，声望远不及“戏子”，更遑论那些拉车卖酒的普通人。

自马家先祖马诚方开始说评书，尽管他们都是在尚不足二十岁的年纪便踏入江湖；然而，无一例外，都是出于生存之需、生计所迫，不得不投身于这一被视作卑微的行业。

马德禄原本寄望于凭借自己说相声的技艺，来支撑马桂元和马三立两位儿子继续学业，以期成就一番事业，摆脱困境，然而，这一宏伟蓝图终究未能实现。

起初，马桂元在天津东马路商业学校完成学业后，便投身于相声界。紧接着，马三立因家境贫寒，中学未读完便无力负担校服费用和学费，无奈之下只得继承父业。

天津市文化局的刘连群先生所著《马三立别传》中对马三立先生辍学经历有着详尽的记载。

相传，半个多世纪之后，马三立在与一位青年访客谈及往昔旧事之际，语调中透着深沉，满怀感慨。

我并非对上学毫无兴趣，时至今日，我对阅读仍旧情有独钟……过往岁月中，各个年级的书籍，无论是积攒多年的，还是涵盖多种科目的，都保存得井井有条，宛如初版新书一般……我那时总是觉得自己命运多舛，仿佛每个铜板都承载着不同的命运轨迹！

在旧时相声界的老一辈艺人中，被迫踏入这门行当往往成为一生难以摆脱的心结。对于马三立而言，这一情结更是沉甸甸地压在他的心头。

03 漂泊江湖

踏入师门，马三立便提前走出了少年时光，开始品尝那些贫寒子弟在求生存过程中不得不经历的种种艰辛与屈辱。

先是要过学艺关。

师父周德山，性情温和，宽厚仁慈，从未有过体罚与责骂之举。然而，在马三立的人生旅程中，真正意义上的启蒙恩师并非周德山，而是他的父亲与兄长。他所追求的技艺，正是马家独有的绝活。

马家的技艺传承自恩培与春长隆一脉，尤以文哏技艺著称，强调词句的精准、音量的适度（包括语气、语调的恰当处理）以及包袱的巧妙，堪称学习难度之最。

偏偏哥哥马桂元性情刚烈，对规矩严谨，标准苛刻，马三立一旦犯错，不是挨打就是受骂。

每当我忆起兄长马桂元，马三立心中总是充满敬佩与敬畏，即便在他步入暮年之际，这份情感依旧未曾改变。

他由衷地敬佩哥哥在相声艺术上的造诣，称赞他“编改写作，无不精妙，无论是单口相声、双口相声还是群口相声，从说学逗唱，无一不精通”。

然而，相较之下，哥哥往昔的严格管教似乎在他心中留下了更为深刻的印记。

在他留存不多的文字记载里，每当谈及学艺的经历，他总会不厌其烦地强调哥哥“过于好斗”。

某日，遭受重创，马三立心生倦怠，目睹警察局招募新警，竟毅然决然地报名，立志成为一名警察。

终究是那份渴望谋得一份生计，并力求出类拔萃的愿望，驱使他不断前行。

哥哥提出了“学、练、看、演、变”的五字方针，而他自己更是别出心裁，额外增添了一个“精”字。

同时，他亦立下“非学无以立，非会无以进，非好无以深，非精无以达”的信念，此理念亦伴随其一生，成为其艺术追求的永恒准则。

1933年，父亲毅然决然地向高利贷借款，从而使得马三立得以完婚。然而，新婚的喜悦尚未散去，家中便接连遭遇了重大的变故。

先是哥哥沉溺于吸鸦片的恶习，紧接着哥嫂分道扬镳，父亲不幸病逝，继母丁氏亦离家而去。

一连串的挫折，让正值二十初头的马三立难以承受，他病倒了整整三个月。幸亏有高桂清、刘桂田、赵佩茹等擅长相声的艺人伸出援手，给予了他宝贵的帮助。

大哥亟需资助，尚在襁褓中的侄子马敬伯（日后赫赫有名的相声艺人）以及刚降生的女儿需悉心照料，加之婚宴上累积的高额利息债务，均需一一清偿。

在天津一地，单凭相声已不足以维持生计，马三立无奈只得踏上流浪卖艺的征程。

在旧社会，艺人多以流浪四方、靠卖艺为生，这虽非家常便饭，却也屡见不鲜。然而，像马三立这般穷困潦倒、以至于外出都成难题的艺人，实属罕见。

起初，由于资金短缺，他无法前往省外或县外，因此只能搭乘小船前往天津周边的咸水沽、葛沽、溏沽等地进行表演。

那一次，唯有借助熟人的关照，方才能得以置身于火车头之中，顺利抵达秦皇岛。

随刘宝瑞——这位著名相声表演大师一同在外地巡演，途中乘坐船只时，饥肠辘辘之下，竟不慎偷食了他人之锅饼，从而违背了孔夫子“非礼勿动”的古训。

1939年，我在济南街头卖艺，偶然拾得十元钱，这才得以购买前往天津的车票。

在整个三十年代，马三立主要以风餐露宿、舟车劳顿的方式，穿梭于各地卖艺为生。

在其晚年的回忆录中，对那段颠沛流离的南行之旅，进行了详尽的叙述。

沿火车路线一站站前行。

乡野小城、偏僻村镇、熙熙攘攘的集市、热闹非凡的庙会，皆成为演出的舞台。茶馆、书场、路旁街头、宽敞的大车店、甚至风月场所，无不成了演出的绝佳之地。

地段较佳之处，若生意兴隆，便会延长逗留时光，诸如沧州、德州、平原、禹城及济南等地便是如此。

营业状况不佳，故未选择投宿酒店，便在火车站的候车室内暂作栖身，直至晨曦破晓，方才启程。

无论生意兴隆与否，我总是频繁地向家中汇款，生怕我那老伴和孩子们生活困窘，缺衣少食。

存两元也赶紧寄家。

我个人的饮食开销，已经俭省到了令人怜悯的地步。

行走江湖，难免会遇到风风雨雨，马三立在异乡漂泊，饱尝了演艺生涯中的种种屈辱。

他曾遭遇伪军扇他耳光、戏园子老板巧取豪夺，以及地痞流氓的勒索，种种遭遇不一而足。在这些时刻，他的应对之道往往是不作抵抗，任由事态发展。

非因他本性怯懦，实乃身为社会最底层、困苦的艺人，他只得默默忍受，甚至于艰难度日。

他仅能在行进中低声吟诵：“温婉之态终将惠及自身，蛮横之举必然招致祸端。”

在重温那些“……”之类的古老格言时，试图寻求一丝平衡。

不仅在外地需忍耐与委屈求全，即便在天津卫的舞台上表演，亦需忍受屈辱，肩负重压。

1940年，马三立在相声领域辛勤耕耘了十一载，于享有“相声摇篮”之誉的天津卫，逐渐形成独特风格，脱颖而出，初露锋芒。

北京与天津的相声场地及电台纷纷盛情邀约，希望他前往登台献艺。

然而，正当他稍感得意之际，不幸的命运再度降临。

彼时，天津城恶名远扬的汉奸袁文会幕后操控，创办了兄弟剧团。

为了一网打尽技艺高超的演艺人才，该剧团不惜强行将马三立拉入麾下。面对这一局面，马三立虽感无奈，最终还是答应暂时协助三个月。

未曾想，踏入其中便跌入狼窝，自那日起，整整五年的光阴，他再无自由之身。

此刻，他正步入艺术生涯的巅峰，正逢攀登更高峰的关键时刻。

剧团为他指定的任务，竟是禁止他表演相声，而只能投身于京戏与话剧的排练，并反串其中的角色。

更令人遗憾的是，剧团内部弥漫着帮派风气，争斗激烈，马三立深受欺凌。用他自己的话来描述，那就是：

“承受着困苦与委屈，却无力赚取生计，家中的生活陷入极度的困境。内心渴望逃离剧团，却又鼓不起勇气的勇气。”

对于那近乎虚度过去的五年时光，马三立终身悔恨不已。

他在回忆录中提及：

“那一年春节，正值1943年，家中杂乱无章的物品，尽数被变卖一空。”

春节期间，家家户户都沉浸在喜庆的忙碌中，守岁迎新。然而，我家的大人和孩子却与这节日气氛格格不入，只是勉强购置了少许馒头，便早早地熄灭了灯火，进入了梦乡。

在这无尽的黑暗中，泪水悄然滑落，我聆听着窗外此起彼伏的鞭炮声，度过了一个除夕的漫漫长夜。

马三立忍了五年至抗战胜利。

1945年9月，袁文会卸任剧团掌门人之职不久，马三立便迅速宣布：“我不再继续担任此职！”

十六年后，他重获自由。

04 右派生涯

此后，马三立迅速声名远扬。1947年，他登上了全国说唱艺人尊为“大台口”的天津大观园剧场，与侯一尘携手合作，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与追捧。

次年，他三度踏足北京，在华声电台及茶社戏园登台献艺，凭借其独具一格的马家相声，在曲艺爱好者中激起了犹如“原子弹爆炸”般的震撼效应。

1950年，应新声戏院的盛情邀请，马三立毅然返程，重返天津卫，于同行与观众心中稳固了自己不可动摇的地位。

亦是在这一年，家中购置了各式桌椅与板凳，春节之际，孩子们换上了崭新的衣衫，而我的伴侣甄惠敏，也首次穿上了皮鞋。

春节将至，马三立购置了鲜艳的红纸，首次在大门上贴上了春联。

自那时起，马三立度过了一段长达十年的顺风顺水时光，心境愉悦，心情舒畅。

崭新国度，崭新社会，崭新制度，崭新生活，一切皆焕然一新。

这一切的新生，赋予了他崭新的身份与地位。

他已成功“逆袭”，从曾经的“戏子”身份蜕变为一名光荣的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

他跻身赴朝慰问团文艺队，荣任副队长之职；随后，他又被任命为市曲艺团的副团长；更令人瞩目，他当选为市政协委员。他怀揣满腔热情，致力于改编和表演新颖的相声作品。

他感慨道：“党和政府为我们搭建了坚实的平台，赋予了我们正式的工作岗位，让我们得以享受干部的待遇。每月，我们都能领到稳定的工资，并且，我们还拥有工作证，这是我们身份的象征。”

然而，1958年的脚步匆匆而至，随之而来的反右派运动亦迅速展开，马三立很快便被贴上了“右派”的标签。

关于他被打成右派的原因，普遍的观点认为，他改编并演绎了《买猴儿》一剧，塑造了一个全国知名的、办事粗心大意、工作态度不端正的角色形象——“马大哈”。

然而，当1979年得以平反时，方才震惊地发现，其档案中竟无任何关于“右派”的认定记录。原来，这全因当初的指标数量从最初的4个膨胀至11个，数目过于庞大，无奈之下只得将他列入其中，以填补人数不足。

正是这些所谓的“凑数”右派，彻底地重塑了马三立的命运轨迹。

他曾抗争，跳楼亦无用。

在一场激烈的批判会上，他情绪激昂，不禁大声疾呼：“你们这是将人推向绝境啊！”

某昔日的老友嗤笑两声，猛地推开窗户：“哼，你以为这样就能吓到我？好，如果你真的有那般胆量，就干脆从这里跳下去，算你小子有魄力！”

马三立二话没说，猛地站起来跳向窗外。

半身已探出窗外，桌旁一位弹奏单弦的艺人迅疾伸出胳膊，巧妙地夹住了马三立的足踝，从而挽救了他的生命。

此刻的马三立，年近四十，正值人生之盛。正如马志明所言，这正是他创作出精彩绝伦作品的黄金时期。

然而，自1958年秋季被划为右派以来，直至1977年秋季重返市曲艺团，马三立在这长达十九年的时间跨度中，仅从事相声表演短短三年。

相应地，我经历了长达11年的四次下放劳动，期间更是在“牛棚”中度过了5年，从事制作煤球、打扫卫生等杂役。

1970年，为响应国家关于战备疏散城市人口的政策，马三立一家的身影离开了天津，搬迁至南郊区的北闸口村安家落户。

在这座平凡的村落中，马三立滞留了整整七年，期间，他甚至熟练掌握了精湛的木工技艺。

马志明回忆北闸口生活。

“当初，共有六家单位一同下放到此，随着政策的逐步落实，我们成为了最后一家搬迁离去的单位。”

屋漏偏逢连阴雨，家中四处渗水不止。我和弟弟只得撑起一把伞，相对而坐；而父母则静静地坐在门槛上，一同抵御这突如其来的风雨。

雨势终于停歇，我便前往市中的曲艺团革委会。他们并未同意我返回，反而将我们调往了一处已闲置的空屋，自此我们便在那里居住了整整两年。

随后，家中饲养了四十羽鸡，两头鹅，以及一条忠诚的犬。院落四周，每一寸土地都被播撒了向日葵、茄子、黄瓜和豆角的种子，使得整个院子充满了生机与绿意。

一年光蓖麻便能收获数袋，鸡蛋之丰盈以至于连洗澡盆亦难以容纳。

在那片土地上，我们的生活已然步入小康，政策实施得如火如荼，就连老先生都不愿再返回故里。”

马三立不想回来只是暂时的念头。

岁月如梭，无论身处城市或乡村，不论是被下派或是暂居牛棚，他始终未曾放下对背诵词语的执着。

日复一日，晨曦初露之际，我总会勤练一番，确保身怀的武艺未曾荒疏。

作为一位技艺卓越的老艺人，他的心始终牵挂着舞台，以及舞台下方那些深情支持与喜爱他的观众。

他平日里言辞不多，情感也鲜少外露，然而自被划为右派之后，他却屡次在公众面前泪流满面，而这些泪水，每一次皆因相声所引发。

1961年3月16日的夜晚，在天津东郊的军粮农场，马三立在此地从事劳动已度过两年的时光。

今夜，农场召开了一场盛大的集会。在会议进行到关键时刻，领导突然宣布，马三立已被正式摘除右派帽子，他将得以重返原单位，恢复往日的职务。

马三立当场落泪。

1961年3月24日，马三立自两年前告别观众以来，于劝业场楼上的天乐曲艺厅举办了复出后的首场演出。彼时，台下的掌声如同暴风雨般汹涌澎湃，持续了数分钟之久，久久未能平息。

在阔别两年之余，面对这些如此热情、钟爱着他的观众，他如往常般，不断向台下的各位深深鞠躬，终于，人们的喧哗声渐渐平息。

他喉头微堵，努力以平缓的语调道：“好久不见了吧？（场内响起一阵轻松的笑声），我——病了！”

言罢，掌声如潮水般再次涌现，马三立在不经意间，两行热泪不禁夺眶而出。

那第三次，发生在1973年的南闸口村。当消息传来，他的老搭档赵佩茹已不幸离世，他悲痛欲绝，泪水不禁夺眶而出，放声大哭。

知情者马志明透露，老爷子深感悲痛，痛失了一位无价的好搭档，今后再难觅得如此合适的捧哏之人。

第四次，自平反之后，在黄河戏院重新上演了那部二十多年前曾引发争议的《买猴》。演出落幕，观众纷纷起立鼓掌，场面热烈，久久不愿离去。

马三立台上流泪。

即便是在1961年首次下放任务告一段落之后，马三立这位摘帽右派亦重新投入了工作。

上班首日，领导立三规。

作为一名勤杂工，日常作息严谨，清晨即至，夜晚始归。无论出入，均需提前告知，恪守规矩，严禁接听或拨打私人电话，夜间亦不得值班。

登台不得戏谑逗乐；不得担当压轴主演；不得于宣传海报上署名；不得与同台演员交谈。

出色工作，无表扬奖励。

马三立瞬间领悟，纵然已脱去帽子，但他仍旧被归类为右派，时至今日，境遇已与往昔大不相同。

马三立平静接受。

正如马志明所言，这位老先生骨子里流露出的是一位传统艺人特有的韵味。

他渴望的，便是能够登台展示我的“杰作”，我的作品必须出色，要令观众捧腹大笑。台下的观众欢声笑语，他的内心也充满了喜悦。

《马三立别传》中记载，在当时的特殊境遇下，马三立屡遭非议，却依旧选择默默承受，逆来顺受。

在曲艺团中，设立了一项超额奖励机制。一般演员的月度演出指标约为20场，部分演员的指标甚至更低，仅为15场。然而，马三立的演出指标却格外严苛，他每月必须完成高达60场的演出任务。

日复一日，平均需应付两场演出，即便身体康健、未曾缺席，且剧场内外均无停电或暂停营业的干扰，亦仅能勉强完成既定任务。

往往是在他人大肆领取报酬之际，马三立先生的演出却频繁遭遇扣款，然而老人对此却始终保持着泰然自若的态度。

日复一日，他在劳作或演出结束后，便会驻足于传达室之侧，对于任何询问，无论何事，皆以“没有”或“不知”作为回应。

乐队中的胡琴演奏者向胡琴师傅借取火柴来烫松香，尽管他手中分明捏着火柴，却还是歉意地回应道：“抱歉，没有。”

若是火灾发生，追究责任岂不麻烦？不如省去是非，少生事端为好。

有人询问他是否知晓是谁取走了当日的报纸，即便他已目睹了这一幕，他仍答道：“不知情。”

如果两人因报纸内容发生争执，难道不是存在挑动纷争的嫌疑吗？

多年之后，每当旧事被再次提及，马志明直言不讳地表示：我父亲第一不谙政治之道，第二不擅长投机取巧。

我祖父有个昵称，人称“相声公司”。他曾与那位被誉为“万人迷”的才子为伍，“万人迷”后来建起了豪华的洋房，而我祖父却一无所有。

到我爸那，他更擅长此道。

05 寻常晚景

平反之际，步入古稀之年的马三立与王凤山携手合作，将《西江月》、《文章会》、《开粥厂》、《卖挂票》等众多精湛绝技重新呈现于舞台之上。

尤为珍贵的是，即便在无人助阵的境地下，老人仍倾注毕生所学，独立创作并演绎了一系列广受欢迎的单口相声段子。

《逗趣时光》、《家传秘笈》、《卫生巡查》、《攀登八十一层楼》、《追逐梦想》等。

这些段落既巧妙地融入了传统相声中讽刺与幽默的精髓，同时又鲜明地展现了马派相声的独特风格，弥漫着浓厚的市井风情。

因此，自其问世以来，历久弥新，成为了马三立艺术创作生涯中的又一巅峰。

或许是看透了，或许是更加清醒，即便常常身处掌声的海洋，被簇拥着前行，历经沧桑的马三立对于接踵而至的荣誉与荣光，始终保持着一份疏离。

掌声中，人群中，他反复说道：

“我非大师，亦非艺术家，充其量不过是位平凡的老艺人。我对相声情有独钟，乐此不疲地钻研其中的奥秘。”

面对传统相声精华尚未被充分挖掘便遭误解，以及行业风气日益趋向庸俗的现实，这位资深艺人所坚守的品格，不禁让人感慨良多，反复回味。

数年来，我在剧院、校园、机关、厂房、军营等场所进行了多次演出，这些活动均是根据咨询委员会的安排或履行义务而进行的。

收获的礼物包括相册、花瓶、镜子以及钢笔架等多种物品。

有的演出，什么也没有。

为民进、武警、政协、人代会、车站、外环、平房改建项目以及居委会、焊条厂和油墨厂等机构进行演出，我们未曾索取任何礼品作为报酬，分文未取。

北京的一位知名笑星邀请我共进一星期之约，然而，出于未经组织协调的考虑，我礼貌地婉拒了。

电话那头传来长途的呼唤，邀请我赴香港与新加坡之行，承诺食宿全包，并以港币支付报酬，我则婉言谢绝，表示目前不宜出行。

挂号信又来，提待遇，未回信。

贵州省内某机构筹划了一场演出，特地邀请我乘坐飞机前往，并提前寄送了千元的演出费用。

邮递员嘱我加盖印章以提取款项，然我并未收取分文，敬请邮递员依照地址将款项退还。

在每年的六一儿童节，我担任了五所小学的校外辅导员。

在儿童节这一天，我不得不马不停蹄地穿梭于三个不同的学校，为孩子们进行讲话和讲故事的活动。而对我辛勤付出的回报，便是能够佩戴鲜艳的红领巾。

赴八里台南养老院慰问演出。

我一口气讲了几则轻松的小笑话，逗得老爷子、老奶奶们喜笑颜开。

爱听，别让我说，怕我累。

我回应道，并不觉得劳累，只要你们感到快乐，心情愉悦，我愿意再陪伴几次。

朱老头叫我三哥。

他提议，何不也来到此地？此处聚集了许多孤寡老人与年迈的妇人，或许能有机会结识良缘。

想用美人计骗我。

我积极参与居民委员会的义务值班巡逻，身系红袖箍，穿梭于楼群与路口之间，肩负起防范盗窃、维护社区治安的重任。

每月，我需轮值两次。无论风雨交加的严冬还是酷暑炎夏，我始终坚守岗位，从未缺席。

逐一检查每家的门锁是否牢固，同时留意门前自行车是否已上锁。

交警鉴于我在路口负责车辆停放监督，便不敢安排我在此地值班，生怕我的存在导致交通拥堵。

在一份撰写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思想汇报中，马三立详尽地描绘了自己多年来真实的一面：

“在这二十年的时光里，我养成了习惯，既不主动与人交谈，亦不主动伸出手去握手。”

寡言少问。

我心中常怀自卑，因此总是回避前往亲友或同行的家中拜访、闲谈，亦不参与任何合影留念，生怕被人轻视或歧视。

这无疑是段辛酸描述。

然而，值得欣慰的是，自千禧年以来，天津市民通过投票选出了10位地方名人，并计划在海河边为他们塑造雕像，以供后世敬仰。

最终，他们毫不犹豫地将手中最多选票授予了那位一生献艺于相声舞台的尊贵长者——马三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