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血泪！万亿钞票、五万美军葬身伊拉克，美国却为何仍执迷不悟

二十年前，那场备受争议的伊拉克战争悄然落下帷幕，其留下的遗产却令人深思：美国耗费了天文数字般的金钱，牺牲了数千名士兵的生命，倾注了巨大的国际影响力，本想在中东塑造一个全新的秩序。然而，事与愿违，这场高昂的军事干预，最终却意外地将其主要的地区竞争对手——伊朗——推上了主导地位。这无疑是华盛顿战略布局中一个出人意料的反转。

回溯至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事件之后，美国政府迅速将反恐的矛头指向了伊拉克。时任总统乔治·W·布什声称萨达姆政权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与基地组织有所勾结，以此作为发动战争的核心理由。

然而，这些核心指控从一开始就缺乏确凿证据。二〇〇二年十月，美国国会虽然批准了动武，但联合国安理会始终未能通过对入侵伊拉克的授权决议。

尤其令人记忆深刻的是，二〇〇三年二月，时任国务卿科林·鲍威尔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展示的所谓“证据”，包括那管声称装有炭疽粉的试管，后来被证实是基于错误情报。鲍威尔本人在卸任后曾公开承认，那次发言是他个人政治生涯中的一个“污点”。

盲目出击，一厢情愿

二〇〇三年三月二十日，美英联军在未经联合国明确授权的情况下，悍然从科威特边境对伊拉克发动了地面和空中入侵。这场以“解放伊拉克人民”为名的军事行动，却将整个中东地区推向了长达数年的动荡。

联军的初期军事行动进展神速，不到一个月时间，美军就攻陷了巴格达。二〇〇三年四月九日，萨达姆的巨大雕像在巴格达被推倒，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终结。

彼时，小布什总统随即在“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上宣布“主要作战行动结束”，字里行间充满了对速战速决的乐观。然而，历史的走向却与这份乐观背道而驰。

战后的伊拉克，并没有如预期般迅速稳定。萨达姆的旧部转入地下，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游击战。二〇〇四年，费卢杰等地爆发了激烈战斗，预示着一个更为复杂的局面。

二〇〇六年，萨迈拉的阿斯卡里清真寺爆炸案，更是直接引爆了伊拉克国内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大规模的宗派冲突，其惨烈程度，被联合国形容为一场“内战”。

付出巨大，收效甚微

这场战争的代价，无论是金钱还是生命，都达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程度。根据美国国会的数据，直接军费开支便高达一点三万亿美元。

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更是估算，如果计入长期医疗、退伍军人福利和利息成本，其总成本可能攀升至惊人的三万亿到六万亿美元。这笔庞大的开支，直接导致美国联邦债务从战前的六万亿美元飙升至十五万亿美元，战争无疑是重要的推手。

人员伤亡的数字更是触目惊心。有四千五百零八名美军士兵在这场战争中阵亡，另有超过五万人因伤病，包括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而承受终身痛苦。

作为主要盟友之一的英国，也付出了失去一百七十九名士兵的代价。同时，为美军提供后勤和安保服务的私人承包商，也有三千六百五十人死亡，超过四万人受伤。

然而，这些损失在伊拉克人民的苦难面前，显得尤为沉重。布朗大学的估算显示，伊拉克平民和军人的死亡总数超过五十万人。另有数据显示，暴力死亡人数在十五万至四十六万之间，而超额死亡人数更是触目惊心。

当初所承诺的“解放”，并未能为伊拉克带来真正的和平与繁荣。相反，这个国家陷入了长期的动荡、宗派冲突和持续的暴力袭击之中，社会结构也随之撕裂。

从经济角度看，战争并未如某些人预期的那样带来巨大的石油收益。虽然战前油价徘徊在每桶三十美元左右，但在战争期间，特别是二〇〇八年，油价一度飙升至每桶一百四十七美元。

然而，美国并未直接控制伊拉克油田。伊拉克的石油主要出口到中国和印度等亚洲国家，美国公司更多获得的是部分服务合同而非直接的石油财富。

伊拉克自身经济虽以石油为主（占GDP的百分之六十五），却长期面临高失业率和严重的腐败问题，全国贫困率高达百分之二十。这种经济上的困境，至今仍困扰着伊拉克。

这场战争真正的获利者，并非美国国家整体或普通民众。恰恰相反，那些军工复合体，如洛克希德·马丁和波音公司，因获得巨额武器订单而利润大增。

石油巨头如埃克森美孚等，也因油价飙升和后续服务合同而大赚一笔。然而，这些局部且短期的暴利，并未转化成为美国民众的福祉，反而让国家背负了沉重的债务。

中东乱局，伊朗受益

这场代价高昂的战争，不仅未能给美国带来预期的战略回报，反而制造了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真空最终被一个美国最不希望看到的玩家填补了——那就是伊朗。

在萨达姆执政时期，他所代表的逊尼派伊拉克，曾是中东地区制衡什叶派大国伊朗的关键力量。推翻萨达姆政权，无疑是为伊朗清除了一个长期以来的地缘政治宿敌，从而打开了其影响力向西扩张的通道。

为了应对恶化的局势，小布什总统在二〇〇七年下令增兵两万余人。暴力事件有所下降后，二〇〇八年，美伊双方签署协议，确定了美军撤离的时间表。

二〇〇九年，贝拉克·奥巴马总统上任后，履行了竞选承诺，加速了从伊拉克的撤军进程。二〇一〇年八月，美军宣布结束在伊拉克的作战任务。

最终，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十八日，最后一批美军彻底撤离伊拉克，标志着这场持续了近九年的战争正式画上了句号。然而，美军的撤离，并未给伊拉克带来预期的稳定。

相反，权力真空进一步加剧，为极端势力提供了滋生的温床。二〇一四年，正是这个权力真空的直接产物——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IS）趁势崛起，迅速占领了伊拉克北部大片区域，包括摩苏尔等重要城市。

ISIS的猖獗，迫使美国不得不重返伊拉克，再次进行军事干预。以“反恐”之名，美国似乎又回到了当初的起点，不得不收拾自己制造的烂摊子。

战后，伊拉克的政治版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什叶派为主导的政府上台执政，而这个政府，无论是从信仰上还是从地缘政治上，都天然地亲近什叶派大国伊朗。

德黑兰方面通过支持伊拉克境内的什叶派民兵组织，派遣军事顾问，以及进行经济和文化渗透，将巴格达逐步纳入其势力范围。美国不仅未能收获一个亲美的伊拉克，反而间接促成了一个从德黑兰延伸至巴格达的“什叶派走廊”，彻底改变了中东地区的力量平衡。

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则利用战争后的混乱局面，进一步巩固了其自治地位。他们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与美国合作，但其主要目标是建立独立的库尔德地区，这本身也为伊拉克的统一和稳定带来了挑战。

直到今天，伊拉克依然面临着根深蒂固的宗派矛盾、无处不在的腐败以及零星的暴力袭击，所谓的“民主化”进程，也往往是徒有其表，效率低下。

胜利的代价

伊拉克战争的最终遗产，显然并非一个自由民主、稳定繁荣的新中东，而是一个更加混乱、动荡不安的地区格局。美国在伊拉克的影响力相对下降，而伊朗的影响力却史无前例地增强。

这无疑让这场战争的“胜利”二字显得尤为刺眼。美国赢得了推翻萨达姆政权的战术胜利，却输掉了整个区域战略的和平与稳定。

这场耗资巨大、牺牲惨痛的战争，清晰地证明了军事力量并非万能的工具。它无法简单地创造符合自身利益的政治秩序，也无法轻易地抹去根深蒂固的文化、宗教和民族矛盾。

相反，武力干预往往会带来一系列不可预见的、复杂且深远的后果，这些后果的破坏性，往往比最初要解决的问题更为巨大。伊拉克战争，已经成为美国外交政策中一个警示性的案例。

它的历史回响，不断提醒着未来的决策者们，在考虑动用武力之前，必须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之后会发生什么？”真正的胜利，不应仅仅是战场上的旗开得胜，更应是战略上的长远收益与区域的持续稳定。